导致新冠肺炎的是一种病毒——COVID-19，而病毒存在于地球的历史要远早于人类：病毒和细菌等微生物已在地球上生存了35亿年之久，而人类出现的时间距今不超过300万年，从认知革命算起，智人的历史也不过区区7万年。从这个角度来说，病毒和细菌才是地球的主人。人类文明史乃至城市史实际是诞生于病毒和病菌环境中的，并一直伴随着流行病的阴霾。病原微生物导致的大流行病曾对城市造成过巨大伤害，然而也促进了城市的改进。以下略举两例——通过伦敦和哈尔滨的抗疫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重大疫情之后城市可能出现的新陈代谢，浴火重生。

史上重要疫情

1665年伦敦鼠疫

1665年初，伦敦遭遇继14 世纪黑死病之后最严重的一场瘟疫——鼠疫，最终有超过八万人死亡，大约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居民普遍出现恐慌情绪。瘟疫导致了大逃亡，率先出逃的英王查理二世携王廷搬迁到了牛津，紧随其后的是教士、律师以及学者，其中包括艾萨克·牛顿，他在此期间完成了其改变人类文明史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由于逃难的人们可能携带可怕的瘟疫，周边城镇极度惊恐，纷纷采取关闭河道、封锁城门、把守交通要道等措施，甚至投掷石块，将难民拒之门外。伦敦附近城镇艾亚姆的居民采取了非常前卫的封城措施，断绝和外界的一切往来，成功地把瘟疫阻挡在伦敦以南，不过该镇也为此付出约四分之三居民死亡的惨重代价。

疫情之初，伦敦市长依据1603年即已《关于被瘟疫感染人群的管理法案》及时制定了详细的防疫措施, 明确由相关领导机构负责具体实施：由专人负责疾病通报，病人居家隔离，医护人员上门服务，保持室内外通风，标记感染者房屋，禁止大规模群众集会，等等。

市政府抗疫的第一道命令是：瘟疫死者家属必须在房间内自行隔离40 天！然而这引发了强烈反弹：有限的警力完全无法维持秩序，死者家属冲破守卫，涌上街头混入人群之中，这使疫情大面积扩散。枢密院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按区隔离”措施，严禁所有居民外出自由活动，只能由医生、药剂师和神职人员组成的“鼠疫医师”上门诊治。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无数类似事件一样，由于时代局限，主管官员普遍缺乏专业防疫知识，出现了不仅耽误疫情防控，还造成不必要生命财产损失等不足之处。由于起初不清楚瘟疫源头，当局下令扑杀所有猫狗，这后来被证实徒劳无功，真正的祸首鼠类反而因为天敌消亡而更加猖獗。当约克大主教决定举办望弥撒为伦敦祈福时，市政当局明知不妥，却并未加以阻止，结果当然助长了疫情。尽管计划有组织地处理遗体以防疫情扩散，但限于人力，仍有不少尸体被弃置路边污染环境。还有，出于“消除瘴气”的良好愿望，当局要求日以继夜在城区内燃烧大火，并在街头焚烧辣椒、啤酒花和乳香等具有强烈气味的物质，甚至敦促市民吸食烟草吞云吐雾，希望以此抵御病菌的传播，效果不彰，却成为伦敦大火的不祥预兆。尽管如此，当局多管齐下的措施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效，政府与民众的合力使得疫情逐渐好转。

      1665年伦敦企图通过焚烧的办法来去除瘟疫（ 来源：刘洋，几乎每次大疫情都会推动城市设计理念的更新，新冠疫情会带来什么改变？文汇报，2020年3月29日 ）

这场鼠疫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瘟疫尚未平息又遭遇大火，使伦敦雪上加霜。1666年9月2日夜,泰晤士河伦敦塔西、伦敦桥北的一条狭窄拥挤的后巷——布丁巷的一家烘焙店起火。火势借着破旧连片的木结构老屋和防治瘟疫遗留的可燃物，暗夜中乘风向西猛烈燃烧，让伦敦城经历了火狱般的五天。13200栋房屋、87间教堂、几乎所有经贸场所和政府主要建筑都被付之一炬，连伦敦桥上的房屋也被焚毁，建筑物损失约1/6。大火中具体有多少人死亡已不得而知，数十万居民无家可归，绝望到离开伦敦。不过伦敦大火彻底结束了自1665年初以来的鼠疫问题。

1666年9月遮天蔽日的伦敦大火 （来源：历史的源泉，英国应该“感谢”这场大火，新浪新闻中心历史看点，2018年1月17日）

 鼠疫和大火对伦敦的改进作用

1.完善公共卫生法规和体系。这次鼠疫和火灾使英国政府逐步认识到制定公共卫生法规，健全并完善社会卫生防疫体系，从而推进公共卫生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性。大瘟疫成为创建英国近代公共卫生制度真正的幕后推手，在危及英国国家生存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现代社会”。瘟疫期间出现的有组织的隔离制度、疫情上报制度、环境卫生整治制度以及适时的医疗救助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社会实践及共识，使伦敦经验成为了此后西欧乃至世界各国公共卫生防疫体制的模板与典范。

2.加强社保立法和制度建设。政府注意到民众的配合与支持是各项政策成败的关键。当时散居伦敦旧城的乞丐和流浪汉，因未能得到有效救助，部分绝望的人们选择强行出逃等方式逃避隔离或恶意报复社会，造成极大危害，所以只有不抛弃这些弱势群体才是解决之道。作为社保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英国早在1601年便通过了《济贫法》，将每户必须缴纳的“普通税”作为济贫基金，以救济乞丐和流民。这次鼠疫再次促使英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在社保方面的立法和制度建设。这一时期英国发生深刻变革，向近现代制度发展。

3.城市更新。大火使城区的大部分和西部城郊的一半都被破坏了。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和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等当时英国王家学会最著名的科学家、建筑家和作家们，迅速呈交了一系列设计方案给国王，可惜无一被实施。雷恩的方案是巴洛克式的，带有宽阔整齐的街道，轴线对称布局，纪念碑式的尽端，水岸开放性码头。但是当时的君主政体缺乏足够的权威和经费来实施此类计划，不得不成为历史遗憾。雷恩的规划方案虽然未能实现，但是积极影响了18世纪伦敦的街道改进，19世纪公共健康改革，维多利亚晚期市政自治的倾向，以及20世纪城市规划论战（其中包括1955-2000年伦敦主祷文广场（Paternoster Square）更新计划）。1667-1672年间胡克则推动了征收私人土地用于拓宽街道，兴建新市场、舰队河码头，泰晤士北岸码头，等。灾后的城市重建最终使得伦敦的主要街道变得整洁宽敞，建筑平面和高度得到限制，这些变化取代了曾经曲折的小路和拥挤的房屋，具有了更好的防火和防疫性能，为伦敦后来的城市空间发展打下了基础。                           

伦敦大火中被破坏的部分（图上）和罗伯特·胡克的重建规划（图下）（来源：[意大利]L. 贝纳沃罗 著，薛钟灵 余靖芝 葛明义 等 译，世界城市史，科学出版社，2000年3月）

从图中可看出，大火时的伦敦街道窄小且曲折蜿蜒，既不利于防疫，也不利于防火。弹性定律的发现者，有“伦敦的莱奥纳多（达芬奇）”之称的胡克提出的重建规划，则有意识地拓宽了街道，并设计了尺度较大且相当整齐的方格路网，在防疫和防火性能上做出了明显优化。

伊夫林（Evelyn）和雷恩的重建规划（ 来源：[意大利] L. 贝纳沃罗 著，薛钟灵 余靖芝 葛明义 等 译，世界城市史，科学出版社，2000年3月）

详读上三图三个不同版本的规划，共同特点是在相对规则的接近矩形的路网中融入了放射性路网和广场结构，其中多有笔直的林荫道和宽阔的广场，以期在扩宽街区和路网的基础上，赋予伦敦更恢弘的城市空间，这一点在雷恩的规划（最下图）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而伊夫林的规划中尚保留有历史街区的痕迹。单独从防疫和防火的角度来看，要求各街区之间有更好的隔离和通风，则防疫和防火性能从上到下依次增强，以雷恩的方案为最优。

1910年哈尔滨鼠疫

在抗疫方面，属于中国东北三省的哈尔滨市（时属吉林省）等在伍连德博士领导下也做出过杰出贡献。伍连德(1879~1960)，出生于马来亚（现马来西亚）槟榔屿，医学微生物学家和我国医学微生物学奠基人。1896年入剑桥大学意曼纽(Emmanual)学院，1901年获医学士学位，1903年以有关破伤风菌的研究论文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应中国政府聘请，出任中国天津帝国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现由俄罗斯远东地区传来的肺鼠疫型瘟疫。随后又由于近代铁路网的作用，11月8日传至哈尔滨市，并逐渐蔓延至东北全境, 给中国北方地区造成巨大灾难，直至1911年4月18日才被平息。东北鼠疫不仅造成数万人死亡, 还直接导致市井萧条, 使清王朝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鼠疫之前哈尔滨全市人口约7 万人，疫期4个月共5693人死亡。

 在初期的防疫不力之后，清廷和地方官吏认识到了“防则生不防则死”，开始采取下列各种措施进行防治。

1.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防疫组织。当时俄、日势力觊觎东北, 称“中国无人可领导防疫“，若局势恶化两国有可能借保护侨民名义派兵入境，使主权受损。清廷外务部遂委派伍连德任哈尔滨总医官，统辖中外各国医生，全权处理医务。此前伍连德已通过尸检，认为流行的是肺鼠疫，主要通过人与人之间传染，与一般的通过鼠蚤传染的淋巴腺鼠疫情况不同，并据此提出9 条建议，其中特别强调对病人的隔离和对火车交通的管制。伍连德的防疫方针被全面接受, 整个战役实际是在他的指导下展开的。北京于1911年1月成立京师防疫局，东北三省各地的防疫工作起步更早,且更体系化。其中吉林省设立的防疫机关主要有：(1)吉林省防疫总局；(2)长春防疫局；(3)哈尔滨防疫局。哈尔滨1911年成立的东北防疫处, 是我国第一个自主的防疫机构，为三省建立防疫机构起到了示范作用。我国很早就有防疫历史记载，但组织机构设到县、厅一级, 则始于清末民初。

2.颁布各种防疫法规。清陆军部制定了《陆军部暂行防疫简明要则十条》,防疫总局译印《东西各种防疫成法》，天津卫生局拟定《查验火车章程十五条》，奉天省将陆军部十条下发,并附《奉天防疫事务处订定临时防疫规则》和《百斯笃(鼠疫)预防及消毒法》等两个重要法规。吉林省公布的防疫强制性规则明确规定：检疫人员可随时入室检验；染疫者或疑似者须入院受诊；病人一经确诊须留院医治，不得与院外人员交通，病人家属及近邻须隔离7日；凡疫病流行地来人须隔离7日；凡染疫地输入的货物须由检验人员消毒后方可放行；染疫者及同居之人的衣物器件等须焚烧, 所居房屋须消毒；凡家有死者须向防疫局报告，且死者无论死因均须检验发照后殓葬；所有进省路口均派巡警把守，遇有行人须送入就近检疫所观察5日；所有客栈须每日填报旅客姓名、来处、病否；戏园停演等；另外还告诫民众尽量不要集会。这些已经和2020年应对新冠疫情的防疫原则很接近了。

3.采取具体的防疫措施。主要有：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对疫区严格消毒，等等。经与日、俄交涉，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于1911年1月停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同月停售二三等车票，头等车采取检疫办法，基本阻断交通。

4.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与日、俄建立防疫合作关系，聘请外国医生直接参与防疫工作，召开国际研究会议等。“万国鼠疫研究大会”由施绍基、伍连德主持，日、俄、英、德、法、美等12国参加，于1911年4月在沈阳召开,中方在抗疫中的部分认识和措施在大会中形成了基本共识。这是近代以来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大会。

伍连德博士 （来源：哈尔滨医科大学网站）

1910年哈尔滨鼠疫对哈尔滨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改进作用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此次防疫工作从组织管理、措施实施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基本上控制住了这场鼠疫的扩散。清政府在此次抗疫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后来中国其他地区的防疫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政府组织建立有明确职责的各级防疫领导机构。这也是世界其他各国在疫情中总结出来的共同经验，今天仍被我们沿用。东北防疫处作为我国第一个自主的防疫机构，其建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可以看作后来我们的疾控中心的先声。

2.制定明确的防疫规则。当时针对鼠疫所制定的防疫规则，清政府广泛参考了中外防疫的各种方法，并清醒意识到交通隔离，尤其是连接各城市的远距离轨道隔离的重要性。地方更在中央下发的规则基础上，制定各自具体的细则，因地制宜地灵活处置特殊或突发情况。

3.依靠自身，争取外援。伍连德在俄、日、法等国医生的怀疑中，在清政府的明确支持下，主要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组织实施抗疫，但是当时也积极争取了其他国家医生的支援。当时中方召集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大会”也提升了中国抗疫的国际地位。

4.奠定中国近代医学卫生基础。除了抗疫期间的成果，哈尔滨鼠疫之后，1912年伍连德又在哈尔滨建立起中国政府的第一个防疫事务部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1914年4月，伍连德在上海与颜福庆等7 人联名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并于翌年2月正式成立。通过伍连德领导的这一系列防疫卫生活动, 实际上为中国近代医学卫生事业, 奠定了一个全盘的结构基础。

新冠疫情的危与机

回顾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有关新冠疫情的一系列事件，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在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后，国内疫情在全球率先得到基本控制，继而步入全力外防输入和内控反弹的阶段。然而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未能免于疫情的袭扰，一些国家甚至持续蔓延，一度到达失控状态。有科学研究表明，此次新冠病毒有可能与人类长期共存，目前无人知道它将在何时结束。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了危机，但是和上述的历史事件类似，假如我们通过认真反思和扎扎实实的改进，将使我们对城市住区的健康和防疫短板有更清晰的认识，并有可能使这次疫情成为一个改进我们城市住区的良机。

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向大家阐释目前我们的城市住区存在那些防疫短板，以及我们可以做出哪些改进。

疫情期间通过“健康码”和“流行病学调查”严密防控的出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