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冒着逼近零摄氏度的“广东严寒”出现在深圳前海，这在他过往无数次的探险、登峰生涯中，并不算什么。

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总部董事会董事邵在德手中接过“自然保护领导者卓越贡献 奖”的证书，这项国际大奖对于王石来讲，既是对过往关注环保、气候、绿色低碳做出努力的认可，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在长达40分钟的获奖感言中，王石讲述 了探险、登峰、穿越南北极等过往十几年的心路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背景、技能，如果你成功，往往会说自己遇到了贵人，我在环保之路上遇到了哪些贵人？包括1993年成立自然之友的梁从诫、WWF中国区总干事卢思骋、“熊猫之父”潘文石、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创始人马军等等。

2002年我攀登了赤道附近的一座雪山——乞力马扎罗山，攀登这座山是从海明威的小说得到的启发——一座常年积雪的雪山，会有一条明显的雪线。然而我从山底登到山顶，没发现一片雪，自那之后，我所明白的就是气候变暖。

我开始关注温室效应是怎么回事。回来之后一查吓一跳，原来地球变暖不是和你没关系，不是和企业没关系，不是和中国没关系。我意识到这种继续发展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感到紧张：绿色和平组织会不会找到我的企业？我们更多从新闻片上看到，绿色和平组织专门打击对环境破坏的、对生态破坏的政府及企业行为。像万科这样的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房地产的企业，会大量消耗木材，而木材就要砍伐热带雨林。

我们知道，气候变暖一方面的原因是碳排放，热带雨林变少了，吸收碳的能力也在减少，万科是大量使用木材的。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咬了咬牙，到了北京找到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的办事处，找到中国区的总干事，这个香港人就是卢思骋。

我告诉他我是干嘛的，他也吓了一跳，说怎么你们中国企业的董事长主动找上门来？你们应该躲我啊，我找到你们，你们都要躲……我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并告诉他：“我知道有一天你会找我，我要承担责任，那你找我不如我先找你，与其被“挨打”不如主动上门。我还有点野心，我希望万科不仅仅今天存在，明天也存在。但继续这样大量砍伐木材、浪费能源，是不可持续的。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

卢思骋很满意：中国还有这样的企业。于是把WWF介绍给我。WWF会告诉企业如何进行环保、如何保护热带雨林、减少污染等。

与中国“熊猫之父”潘文石教授成为忘年之交，很巧的是因为潘教授的女儿在万科工作。

2005年，我徒步穿越北极，很多人来首都机场送行，老教授也在其中，我很奇怪。因为我的出发是为一场探险活动，并不是环保行为。但他给了我一封信和一面旗帜，是广西自然保护基地的旗帜，希望我将旗帜带到北极。

      这封很短的信，我在飞机上才阅读。大意是：他非常佩服我的户外探险精神，而且他觉得我参加探险活动的行为和他们从事野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为是一样的。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耳朵发热，感觉惭愧。因为我读到他的话意：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仅仅因为一个探险活动就有这么多人来关注，今后能否把吸引眼球和环保结合起来呢？

穿越北极回来之后，我立刻就明白下一步在穿越南极时应该怎么做：企业家要和环保结合起来。当时瑞士一家手表厂商赞助了一块手表，手表在陪我走完一趟南极之后，回来进行了拍卖，同时在南极拍的照片也一起放大拍卖。

那一次筹集的钱不是很多，一共筹集了70多万，但是对我来讲，2005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探险活动已完全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表现。

2003年，我第一次登珠穆朗玛峰(以下简称“珠峰”)的时候，是攀登北坡，我们7个队员登了顶，但是扔下了很多垃圾，比如说空氧气瓶、排泄物、食品残渣、塑料袋都留在珠峰。

2010年，我再一次登珠峰，是攀登南坡，我们的队伍一同承诺要环保登山，不在珠峰留下任何东西，当然，小便除外。本身攀登珠峰就是非常难的事情，我们登上珠峰还要把废物全部带下来，不但把我们的废物带下来，万科还赞助了去捡其他登山队伍丢下的氧气瓶、废帐篷、废绳子等活动，一共带下了7吨废物。从海拔8000米的高度往下捡这些东西可想而知多么困难。

在“官本位”的中国，能有机会和正部级官员聊天很难得，优秀的政府官员角色是不可取代的

上一任获得WWF“自然保护领导者卓越贡献奖”的是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当王石提起他，侃侃而谈。

2009年，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我作为阿拉善SEE基金会的代表，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参加了会议。恰逢与参会的中国代表团住在同一个宾馆，因此有机会连续4天和谢振华一同早餐并聊天，当时我明确感觉到中国代表团的压力很大。

当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减少40%-45%，这个数字的幅度是非常之大的。

谢主任曾问我，对中国政府碳减排的强度你是持什么态度？我举双手赞成。谢主任非常惊讶：“我们之所以咬着牙尽量不能承诺更多，就是担心中国的企业涉及这方面，基本上大的企业都反对。”而我的态度很简单，不是愿意或不愿意，是未来必须要面对，早面对早主动，所以我支持。

谢振华长舒一口气：第一次看到民营企业家在他面前持赞成的态度。

我作为中国企业家，我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做了最大努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的，中国现在未来面对转型，面对环境保护，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态度是非常关键的。而民营企业不要以为推动环保，所做的事情就可以影响社会了，会的，但是不够，因为趋势必须是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一起往前推动。因此，优秀的政府官员角色是不可取代的，非常重要。

万科从来不行贿，如果我有特权，那我不在“秦城”也是在省里监狱

有人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你这样做得到什么好处？我认为之所以这样做，就要有一些基本的对自己的要求，比如说万科从来不行贿。3年之前，我个人的一些生活问题引起大家的关注，大家说，你还有一个省委副书记的前岳父，你当然不用行贿了。如果是我不用行贿，我利用特权关系，得到很多好处，应该说今天我不会站在这里，不是在“秦城”，也是在省里的监狱。

中国人，一方面希望富贵，一方面仇富贵，免不了有这些心态：一谈干部子弟，就有一种非常激烈的对抗。我想说中国现在确实有贫富悬殊，但是我们在环保方面来讲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领地，无论你是草根、富二代，都是非常平等做这个事情。

我想说，不行贿是底线，但仅仅是不行贿是不够的，至少要有对自然美好的向往，如果这些都没有了，你只为了赚钱，你的意义在哪里？

尽管我是后知后觉，我还有对自然的美好、呼吸清新空气、看到蓝天、晚上看到星星这些底线的东西。当我在参加其他的国际会议、商业会议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是WWF的美国董事会成员的时候，我感到了对方的那种尊敬。

实际上中国现在很大的危机是信任危机。尤其走出国门之后。比如说世界上比较大的食品的展览会，中国的展位上冷冷清清，因为中国食品安全是个问题，人们由于对自然有要求，对未来生存有要求，因此就产生了不信任。

作为一个企业家，做生意是顺便的事情，只要保持你的底线，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万科是2013年才进入美国的，现在美国投资非常顺利，我的体会是如何保持你的信誉，不行贿、对自然热爱、遵守规则，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复杂。

我想说的就是，我1983年从广州到深圳创业，能在2016年站在深圳前海，我真心想 说，我是深圳的一个建设者的一员，我是深圳的既得利益者，在今天中国转型、再次呼吁深圳模式的时候，我是走过来的人，当然应该做点什么。比如说做垃圾分类 广告的形象大使，只要对深圳有好处，我都愿意去做，不忘初心，未来我们一块去努力。

在深圳对面的香港，有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保护湿地——香港米埔红树林自然保护湿地。不仅仅是对红树林的保护，更重要的是每年侯鸟都在这里聚集，正因为这个湿地，才使对面的深圳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被保护起来了。

位于福田的这块湿地，原来是深圳建机场选择的地方，但当年遭到了香港方面的反对：机场的轰鸣声对米埔侯鸟影响将是毁灭性的。米埔湿地不是很大，但却在国际上得到了非常高度的认可。政府把这块地交给了WWF管理，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鸟基地。

全球红树林面积有1700万公顷，中国占4万公顷不到，且红树林栖息地集中在赤道附近，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在孟加拉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而前海的意义就则在于，前海是深港合作区，深港两地如何在红树林保护方面联手，在环境保护方面协调，通过一带一路，促进中国环保向前走，走出去。前海象征着中国转型、城市转型、深圳转型，在这里颁奖是值得纪念的。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区总干事卢思骋认为：WWF在深圳特区成立的同一年进入中国，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带给中国很大改变，而前海可在下一轮中国绿色发展中扮演领导者作用。

“全球气候变化不仅仅是变暖，也会变冷。气候变化也不仅是局部地区，世界上许多地方都面临极端天气，在北美洲，寒冷也同样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活动。”卢思骋表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极端天气。在去年的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各国达成协议，未来要把全球气温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甚至于1.5摄氏度之内，但要做到这样的目标，还要靠全社会上下，政府、企业、公民一起努力，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在卢思骋眼里，王石是将个人环保理念落实在生活中的，例如吃饭不能多点菜、到世界各地去体会环境恶化的现象、通过自己实践带领万科，实现可持续发展。给中国企业家树立榜样，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扮演了一个好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