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碳捕获和储存（CCS）技术可以大规模应用，因此被视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实现全球气候目标的关键技术。特别是，CCS可以减少现有资产（如天然气加工厂、发电厂、化工厂）的排放，从而降低在碳约束世界中产生搁浅资产的风险，还可以减少难以减排的行业（如水泥和钢铁）的排放，这些行业的脱碳技术有限且尚未实现规模化；CCS支持生产低碳氢，这是脱碳的关键支柱，还能够通过直接空气碳捕获和储存（DACCS）和带有碳捕获和储存的生物能源（BECCS）等技术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这对于实现全球气候目标至关重要。

CCS作为缓解技术具有巨大的潜力。在国际能源署（IEA）的《2050年净零排放情景》（NZE）中，到2030年，每年捕获的二氧化碳安装容量将从目前的约4500万吨增加到12亿吨，到2050年则达到76亿吨。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数据，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的作用甚至比IEA的NZE更为重要，IPCC的1.5摄氏度情景预测到2050年每年捕获的二氧化碳中位数约为150亿吨。同样，能源转型委员会（ETC）估计，到2050年，每年需要捕获69亿吨（基础情况）至101亿吨（高部署情况）的二氧化碳，才能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根据IEA的数据，2023年的总年度捕获容量为4500万吨二氧化碳，尽管部署势头有所改善——到2030年预计将有约200个新的捕获工厂投入运营——但即使所有这些工厂都投入运营，到2030年的总年度容量也只会增加到约4亿吨二氧化碳，远低于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所需的水平。这引发了一些关于CCS项目特性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使得这些项目在融资和规模化方面面临挑战，尽管这项技术已经在石油和天然气等行业应用了数十年。

本文旨在识别与CCS相关的主要商业和非商业风险，并分析激励机制、监管和法律框架、行业和所有权结构类型以及可能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缓解这些风险并使可行的商业模式能够规模化应用这项技术。考虑到各国在自然资源禀赋、监管框架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差异，以及CCS可以应用于不同的行业（如水泥、钢铁、石油和天然气、电力和化学品），因此新兴的商业模式在各国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异。